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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丈囑咐過，不要太早趕到三祖寺。我於是找了間網吧去查郵件。女兒來信告訴我，古根海姆基金會的大信封終於到了，裡面裝著我的申請資料，還有一封短箋：“感謝您寄來申請”。沒關係，被拒絕了這麼多年，我早已學會了堅強。不就是日子過得緊巴點麼，不就是用好幾張信用卡拆東牆補西牆麼，有什麼呀，誰還沒過過窮日子啊。我三心二意地開始盤算回國後是不是應該試著買點彩票，說不定能撞上大運呢。當然，自己心裡其實明白這純屬痴人說夢，可上一個白日夢剛剛被可恨的古根海姆叫醒，總得找點別的念頭緩衝一下，別管它有多不靠譜。
我一邊天人交戰著，一邊走出網吧，來到縣城中心，上了一趟去三祖寺方向的小巴。沿著泥沙俱下的潛水河上行了十公里之後，車子開到了天柱山腳下。飯館裡那些鹿、野雞、野豬和野山菌們都出自這裡，三祖寺在此開山的歷史也已經有一千五百年了。我下了車，看見三祖寺門前的停車場上依然塞滿轎車和旅遊大巴，於是決定不急著進去。山門東邊有道山谷，很適合散步，三祖寺最初的名字就是從這兒來的。
一切得從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說起。公元前106年，武帝將天柱山（當時叫霍山）封為中國的五座神山之一，也就是五嶽中的南嶽。漢朝皇帝崇信道教，因此當時五行觀念深入人心。天柱山為南嶽五行屬火，漢武帝曾在山谷上方不遠處設壇祭拜，舉行封禪儀式。不過到了589年，天柱山就失去了南嶽的頭銜——這一稱號被隋文帝改封給了衡山。
被尊為南嶽的天柱山當年吸引過許多隱士和修行者，寶志和尚（417-514）就是其中之一。高僧寶志以行止怪異著稱，他曾觸怒南朝的齊武帝蕭賾（483-494年在位），以“妖言惑眾”的罪名被投入了都城南京的大牢。直到二十年後改朝換代，梁武帝蕭衍（502-550年在位）登基，寶志才遭大赦。
此時的寶志和尚已經八十五歲了，但身體依然健康，行動無礙。出獄之後，他雲遊天下去尋找理想的修行道場，最後選中了天柱山，但不巧的是，著名的白鶴道人也看中了這塊地方，兩人相持不下——我不太明白為什麼兩個人不能同時在山上修行，這也許反映的是兩種宗教之間的競爭。總之，最後兩個人去找梁武帝評理，梁武帝不願意扮惡人，就讓兩位高人鬥法，誰先在天柱山立下自己的標誌，道場就歸誰所有。白鶴道人遣坐騎白鶴從南京直飛天柱山，而寶志和尚則祭起法器錫杖飛空，最後，錫杖贏了，於是寶志在天柱山麓選了一處洞窟修行。幾年之後，有何氏兄弟三人人山隱居，在洞窟附近的山谷建起一所茅篷，後來兄弟三人捨宅為寺，請寶志住持弘法，梁武帝賜名山谷寺，這就是三祖寺開山之始。
這位篤信佛教的梁武帝在他長達四十八年的統治期間一共出資興建了四百八十所佛寺，自稱“皇帝菩薩”。菩提達摩入華之初，首先進入的正是梁武帝的領地廣州。據說他曾上南京面見武帝。武帝問達摩：我修建這許多佛寺，有多少功德？達摩回答說：無功德。武帝一怒之下，將其驅逐出境。正是因為有了這段因果，達摩才不得已而北上，將禪的種子播撒在少室山中。
我在山谷里躑躅前行，時不時停下看兩眼前人在路旁石壁上留下的題刻。為了方便遊人閱讀，三祖寺的方丈特意讓人把這些摩崖題刻刷成了紅色。我讀到了宋朝宰相王安石（1021-1086）的一首六言詩：
水無心而宛轉，
山有色而環圍。
窮幽深而不盡，
坐石上以忘歸。
還有一首宋朝詩人黃庭堅（1045-1105）的《題山谷大石》：
畏畏佳佳石谷水，
馨整隆隆山木風。
爐香四百六十載，
開山者誰梁寶公。
黃庭堅的算術可能不太好。1080年，他被貶謫出京，赴江西上任途中游天柱山寫下此詩，而這時距山谷寺開山已經大約五百六十年了。和他身前身後許多訪問山谷寺的人一樣，黃庭堅來訪的目的也是為了拜謁《信心銘》的作者，禪宗三祖僧璨。
僧璨延續了他兩位前輩的低調風格，其行跡在後人的記錄中就如雪泥鴻爪，凌亂破碎且夾雜了許多想像的成分。據推測，他於519年生於開封，俗家姓向——這僅僅是推測，而前提是我們認定前文提到的那位寫信給二祖慧可的“向居士”就是僧璨。關於僧璨的生平，唯一一則較為詳細的記錄里提到了他年屆四十之時與二祖的初次見面。
當時的僧璨還是一名白衣居士，他禮敬二祖並有所求：“弟子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懺悔。”慧可回答說，把你的罪拿來，我替你懺悔，他想了很久，說：“覓罪不可見。”慧可答道：這樣說來，我已經幫你懺過罪了，以後你最好皈依佛法僧三寶。
居士於是問：“但見和尚，則知是僧，未審世間何者是佛？云何為法？”
慧可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如知之乎？”
居士聞言，忽有所悟，於是說：“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
慧可看出這名居士根器不錯，於是為其剃度後收在門下，並給他起了法名：“汝是僧寶，宜名僧璨。”（引自《祖堂集》）
此後僧璨便追隨二祖在華北各地傳法，直到574-580年間的滅法運動迫使他們南渡。在這六年時間裡，北部中國有超過五百萬名僧侶和道士被迫還俗，而逃往南方的信徒們則躲過了這場劫難。慧可帶著弟子們在司空山待了十多年，重新回到北方之前，他把禪宗法嗣傳給了僧璨。
590年，僧璨也離開了幽僻的司空山，南行至名聲顯赫的天柱山雖然剛剛被摘了南嶽的帽子，但天柱山的魅力未減，照樣吸引著大量遊人和朝聖者。我們可以由此推斷，三祖僧璨做出了一項重要決定：他決定將禪大力推廣開來。在人跡罕至的司空山，你最多只能跟偶然碰到的採藥人聊上幾句；而天柱山則完全不同，這裡遊人絡繹，山腳下還有高僧寶志開創的山谷寺，沒有比這兒更合適的弘法道場了。
然而，根據文獻記載，僧璨並沒能如願吸引到大批追隨者。三祖寺里的歷代碑刻上都提到，他其實只收了一名弟子，而且還是個小孩兒，但就是這個孩子後來成了僧璨的衣鉢傳人——592年，未來的禪宗四祖道信依止在僧璨門下之時只有十四歲。雖然年紀尚小，但他的悟性令三祖璨大師刮目相看。一天，他問三祖：“如何是佛心？”
僧璨反問他：“汝今是什麼心？”道信對曰：“我今無心。”
僧璨於是說：“汝既無心，佛豈有心耶？”
師徒二人接下來的對話基本上重演了當年慧可在達摩洞前與禪宗初祖的問答：道信向僧璨請教解脫束縛的法門，於是僧璨問他：誰縛汝？
道信回答：“無人縛”。
僧璨道：“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於是言下大悟，成為三祖的傳人。(《祖堂集》)
在另外一則記載中，僧璨對道信說：“法華經雲：唯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故知聖道幽通，言詮之所不逮；法空寂，見聞之所不及，即語言文字徒勞施設也。”(《楞伽師資記》)
除了一百四十六行的《信心銘》，僧璨的確再也沒有留下過任何文字教法。
公元601年，年僅二十一歲的道信從八十二歲的僧璨手中接過禪宗衣鉢，成為第四代祖師。如今的三祖寺後門外不遠處，有一座山洞，據說僧璨當年曾在其中修行，而這場傳宗接代的儀式據說也是在那裡進行的。
儘管年事已高，也或許正是因為年事已高，僧璨決定離開天柱山。他長途跋涉了上千公里，來到廣州附近的羅浮山。通常的說法是，三祖前往羅浮山意在弘傳佛法，但我常懷疑這趟艱苦的旅行與長生不老的仙藥有關——羅浮山正是道教煉丹大師葛洪（284-343）煉成金丹大藥，得道飛開的地方——否則即便要離開天柱山，周圍可以傳法的地方所在多有，為什麼偏要大老遠地跑到嶺南去？
不管怎樣，僧璨在羅浮山待了兩年之後，又令人不解地回到天柱山繼續傳法。也許是因為金丹大藥並不像傳說中那麼靈驗罷。再過了兩年（606年），三祖僧璨在山谷寺“為四眾廣宣心要”之時，突然在大樹下合掌而終。圓寂之後，他的不壞肉身供奉在山谷寺中，直到唐朝天寶年間（745年）被當地官員火化，得五色舍利三百顆，地方官遂在寺旁建舍利塔一座收藏供養。這塔至今猶存，人稱三祖塔。
僧璨唯一留存後世的教法《信心銘》，其真偽曾被學者激烈爭論過。有人堅稱它的作者另有其人，至於是誰，至少有六七種不同的說法。不過最近幾年中國的學者似乎又傾向於認為它的確出自僧璨之手。而另一方面，早在唐代就有禪宗僧人在說法時引用《信心銘》教導弟子了。
《信心銘》的第一句很好地概括了僧璨的教法：“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它提示了禪從北地南來後，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佛教入華以來，一直被中國人視為一種艱深的宗教，證得涅槃被認為是極其困難的，而佛教徒在修行過程中掌握的各種神通也都來之不易。只有極少數具備慧根的人可以通過苦修一窺佛教的高深境界，而大多數人只能望佛興嘆。僧璨的兩位前輩也給人以同樣的印象：達摩祖師在山洞裡面對石壁一坐九年；慧可在雪地裡一站好幾天，最後還砍下了自己的胳膊——這才是大師風範，一般人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兒。
然而自從禪宗來到了南方，便再也沒有面壁苦修，沒有斷臂自殘。三祖僧璨所開示的修行法門，適合於每一個普通人：你只需要放下分別之心，見到自己的本心，即能成佛。分別之心是人與佛的唯一差別。這種教導人們放棄選擇，放棄對立，放棄差別的教法達摩與慧可也都分別向自己的多位弟子教授過，他們中間也一定有人獲得證悟，但禪宗在北方始終沒有打開過局面。禪的真正繁榮始於南方，始於三祖僧璨將衣鉢傳給四祖道信之後。至於個中原因，我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且容我在拜訪道信時再行展開。
看罷前人題刻，我沿著一條分岔的小徑向山上樹木幽深處走去。山路在密林中蜿蜒了一陣，行至一處峭壁。俯瞰山下，三祖寺盡人眼簾，我對面前的風光很是滿意，於是找了塊平坦的大石坐下歇息。俗話說得好：好吃不如餅子，舒服不如倒著——掏出昨天吃剩下的南瓜餅，大快朵頤一番之後，我躺在午後的陽光里愜意地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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