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人
在討論基本衝突的第二個方面 —— “對抗人”的趨勢時，我們仍然用前面的方法，首先研究攻擊性傾向佔主要的那種類型。
先回顧一下屈從型的一個主要特徵：它固執地以為人皆“善”，但又不斷受到相反事實的沈重打擊。那麼，我們也同樣看到攻擊型的一個類似的特徵：它認為人皆“惡”是理所當然的，拒不承認人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樣。在他看來，生活就是一場大搏鬥，任何人無不爭先恐後。他只是很不願意地、很有保留地承認有少數例外。他的態度有時是一望便知的，但更多時候這種態度外表有一層掩飾，那便是禮貌周全、公正不阿、待人友好。這種外表可以比喻為陰謀家為了權宜之計而做的讓步。事實上，這是虛飾、真實感覺和神經症需要的大雜燴。這種神經症患者的一個慾望是使別人相信他是好人。而在這種慾望中，有可能摻和著一種真心實意尤其是患者明知他的支配地位是眾所周知的時候。這當中有些因素可能正表明瞭對溫情和贊賞的神經症渴求，而這種渴求卻服務於攻擊性目的。屈從型不需要這種“門面”，因為患者的價值觀就正與社會或宗教所認可的美德標準相一致。
事實是，攻擊型患者的需要帶有和屈從型同樣的強迫性。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需要是由他的焦慮引起的，這一點必須強調，因為在屈從型中佔顯著位置的恐懼，卻是在攻擊型中從未聽說也從未見到的。對他而言，任何事物都是，或終究會變得，或至少顯得是凶多吉少的。
他的需要發自他的一種感受。他感到人生是一個搏鬥場，只有適者才能生存，像達爾文指出過的，是弱肉強食。生存的可能與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人生活於其中的文明制度，但無論怎樣，為了個人利益而頑強奮爭是第一條定律。由此產生控制別人的首要需求，至於行使控制的手段則數不勝數。有直接大權在握，也有以對人關心備至或使人感恩戴德的方式而達到間接支配的目的，他更願意幕後使權，採用的手段經過深思熟慮，這表明他確信只要老謀深算或富於預見,沒有辦不成的事。他的控制所採用的形式一方面依靠先天稟賦，另一方面則是相互衝突的各種傾向。例如一位攻擊型患者同時又傾向於自我孤立，他就能避免去直接控制別人，因為那樣反而會使他與別人發生更密切的接觸。如果他暗暗渴望別人的友愛，他也會選擇間接的控制手段。如果他想的是幕後使權，則表現出虐待狂趨勢，因為這樣才能利用他人而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①
① 參看第十二章：虐待狂趨勢。—— 原注
伴隨著這些需要的，是想超群出眾，事事成功，幾重光環加身或獲得某種形式的顯赫。為這類目的而進行的奮鬥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向權力的，尤其在一個競爭性社會里成功和威望只會增強權力。但這些奮鬥也使患者主觀上獲得一種力量的感覺，因為在自身以外他發現了對自己的肯定、贊美以及高人一等的事實。在這兒也像在屈從型里一樣，重心不落在自身而是自身以外，只是病人所要求的肯定在種類上不同。事實上，屈從型也好，攻擊型也好兩者所需要的肯定，都是徒勞無益的。當人們奇怪為什麼自己取得了成功還是感到不安全時，這只能證明他們缺乏心理學常識。既然他們有這種疑惑感，這就表明成功和威望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被作為判斷標準。
強烈地想要利用他人，靠小聰明壓倒他人，使他人給自己帶來好處，這些需要都是攻擊型的組成部分。患者對待任何局面或關係時所持的立場是：“我從中得到什麼?”不論是錢的問題還是與聲譽、接觸或是一個主意有關的問題，他都要這樣想。患者本人有意識地或半有意識地確信，每個人都是這樣的，重要的是要比別人做得更周全。他養成的性格幾乎剛好是屈從型的反面，他變得倔強、堅毅，或給人這樣的外表印象。他把所有的感情，他自己的和別人的，都看成多愁善感。對他來說，愛情也無足輕重。這並不是說他從未愛過，從未與異性發生關係或從未結過婚，而是說他最關心的是找這樣一個配偶，這個配偶能激起他的欲念，他自己的地位又可以通過這個配偶的魅力、社會聲望或財產而大大提高。他根本不認為有必要對他人表示關心：“我為什麼操這個心？讓別人自己關心自己吧。”假如問他一個倫理學老問題，即一個木筏上有兩個人，只能活其中一人該怎麼辦時，他會說，他當然認為盡力保全自己要緊，不這樣做才是傻瓜，才是偽君子呢！他絕不承認自己有畏懼，總是竭盡全力將這種情緒嚴加控制。比如，他可能強迫自己待在一幢空房子里，雖然他懼怕盜賊；他可能會堅持騎在馬上，直到克服了對馬的畏懼才下來；他也許有意穿越多蛇的沼澤地，以擺脫對蛇的恐懼。
屈從型趨於討好，而攻擊型卻不惜一切地好鬥。在與別人爭執中，他興致勃勃，處處留意，不惜死命相爭以證明自己正確。他尤其在被逼得沒有退路時顯出“英雄本色”，往往變守為攻。與屈從型害怕取勝的心理相反，攻擊型患者是輸不起的，他只能贏不能輸。前者遇事責怪自己，後者事事推諉他人。但兩者的相同處在於他們都沒有過失感。屈從型患者在自責時並不真相信自己有錯，只是情不自禁被驅迫著去自我譴責。同樣，攻擊型患者也並非確信別人不對，他只是武斷地認為自己正確，因為他需要這種主觀的自我肯定，正如一支軍隊需要一個安全的陣地才能發起進攻一樣。輕易地承認一個並不是非承認不可的過失，他認為這不僅暴露出他的愚蠢無知，而且暴露出他的軟弱可欺，而這是不可饒恕的。患者居然有如此深切的現實感 —— 他所持有的那種“現實主義”，正是與他的態度 —— 必須對抗這個帶有敵意的世界 —— 相一致的。他絕不會“幼稚”地忽略別人可能阻礙他的目標的表現包括別人的志向、貪婪、愚昧或其他。由於在競爭性文明制度下像他的這一類屬性遠比禮貌、教養更為常見，他便覺得有理由這樣做，自己是現實派。實際上，他和屈從型患者同樣是有缺陷的。他的現實觀還有另一個內容，那便是極為看重謀略與預見，像一個優秀策士一樣，他隨時隨地謹慎地估計自己的機會、對手的力量可能的陷阱。
由於他常常必須自認為是最強有力、最有頭腦或最受人尊敬的人，所以他總是盡量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機智以證明的確如此。他對工作的孜孜不倦、苦心經營，有可能得到他上司另眼看待或在自己的事業中大顯身手。然而，這種對工作的專心致意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只是假象，因為對他而言工作只是他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他並不愛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並不能真正從中得到樂趣，這種情況也是與他竭力從生活中排斥感情這一現象一致的。這種對感情的強行窒息有雙重效用：一方面，它無疑是為了成功而採用的權宜之計，使患者能像一個上足了潤滑油的機器那樣順利運行，不停地製造能給他帶來重大權力和聲望的產品。在這裡，讓感情插足只會誤事，感情用事顯然只會減少他的機遇。它只會使他恥於運用那些他通常在成功之路上所運用過的心計，它可能誘使他放棄雄心而沈溺於對自然或藝術的陶醉之中，或使他傾心於朋友而不是只接觸可以利用的人。另一方面，對感情的窒息必然造成內心激情的貧乏，而這種貧乏對他的追求必有影響，那就是它注定要損壞他的創造性。
攻擊型患者給人的印象是他毫無壓抑之累，他能公然說出願望、發號施令、大發雷霆、自我防衛。但實際上他的壓抑並不比屈從型的少。他特定的壓抑並不立即使我們覺得那是壓抑，這並不能主要歸因於我們的文明制度。這些壓抑寓於感情領域之中，涉及他在交友、戀愛、表達感情、表示同情和理解、享樂而不帶私慾等方面的能力，他甚至會認為無私心的快樂只不過是浪費時間。
他感到自己有力、誠實和現實。當然，如果我們以他的方式來看事物，那他並沒有錯。根據他自己的出發點，他的自我估計完全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在他看來殘忍無情就是力量，不關心他人就是誠實，不惜手段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就是現實觀念。他自認為誠實，這還有一個緣故：他能一針見血地戳穿周圍人們的偽善。他認為對事業的熱情、慈善的心腸等等都是偽裝。而且，他要揭露那些“公益精神”或“宗教美德”的真實面目，也並不困難。他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弱肉強食的哲學基礎上的。強權即真理，讓們愛和寬恕見鬼去吧 —— 人都是狼 (Homohomini lupus)！這裡，我們看到這種價值觀與大家熟悉的納粹觀念並無二致。
攻擊型患者趨向於不僅拒斥真正的同情和友好，也趨向於拒斥這兩種品質的變種：屈從和討好，這是自有其主觀邏輯的。但我們不能就此斷定他不分真偽。當他遇到一種確實友好而又有力量的性格時，他是能夠認識並表示敬意的。問題在於他認定在這方面過於明辨是非對自己只會有害無益，他覺得，他拒斥的那兩種態度都是生存鬥爭中沒有把握的冒險。
那麼，他何以如此堅決地拋棄人情中更溫柔的一面呢？他何以會看到他人的感情行為便感到惡心呢？當有人表現出他認為不該有的同情時，他為什麼要這樣嗤之以鼻呢？這種患者的行為就像是一個人把乞丐趕出門外，因為他不忍目睹乞丐那種慘狀。的確，他還真可能對乞丐出言不遜，他會一文不給，顯出過分的惡意這些反應都是他所特有的。心理醫生在治療過程中很容易觀察到這些反應，尤其是當攻擊性傾向緩和下來時。實際上，他對他人的“溫和”有著矛盾的感受。誠然，他因此而瞧不起別人，但同時他又喜歡別人那樣，因為這樣一來他便更能夠毫無顧忌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可是，為什麼他還是經常感到屈從型對自己的吸引：正像屈從型常被他吸引呢？他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反應，是因為受內心一種需要的驅使所致，即他需要戰勝自身的溫和感情。尼采就對這些動力做了很好的說明，他讓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看成第五縱隊 —— 一種從內部起作用的敵人。對攻擊型患者來說，“溫和”不僅意味著真正的溫情、憐恤等，還意味著屈從型病人的需求、感情和准則所蘊含的一切。就舉乞丐為例吧，攻擊型患者還是感受到內心為真情所動，想對乞丐的行乞做出應允：覺得應該伸手相助。但同時他還感受到一個更強烈的需要，那就是把這一切念頭都趕走，所以，結果他不僅拒絕施捨，還惡語相傷。
屈從型希望將各異的內驅力融合於愛中，而攻擊型則希望自己的名望能達到同一目的。享有名望，這不僅有可能實現他所追求的自我肯定，還給了他一個誘惑 —— 獲得別人的好感，從而自已能夠反過來對他們產生好感。由於名望似乎是解決衝突的辦法，所以他像沙漠中看到了清泉幻影的旅行者一樣將它追逐。
他的思想的內在邏輯原則上與屈從型的情況相同，因而這裡只需稍加說明。對攻擊型患者來說，任何同情感有關，任何為當“好人”而少不了的義務，任何委曲求全，都是與他奉行的整個生活方式相矛盾的，只會動搖自己信念的根基。不僅如此，這些對立傾向的出現，使他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基本衝突，從而粉碎他精心設計的局面 —— 統一。最後的結果是：對溫和傾向的壓抑必然增強攻擊性傾向並使它變得更具強迫性。
如果本書已討論過的這兩種類型給了我們較為生動的印象，我們可以發現這兩者代表兩個相反的極端。甲之所好，正是乙之所惡。一個視人為友，另一個則視人為敵。一個不惜一切避免對抗另一個視對抗為自己的天性。一個心有畏懼，軟弱無助，另一個將這類感覺一掃而光。一個的神經症總是導向仁愛理想，另一個卻篤信弱肉強食的規律。但自始至終兩者都不是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形式，這些形式都是強迫的，不可通融的，由內心需要決定的。它們都沒有可以立腳的中間地帶。
我們討論了兩種類型，現在可以再往前跨進一步了。我們發現了基本衝突蘊含些什麼，到此為止我們已看到基本衝突的兩個方面在兩種不同類型中體現為佔壓倒優勢的趨勢。我們現在的任務是描述這樣一個人：他身上這兩種對立的態度和價值觀勢均力敵。很明顯，這樣一個人會同時被兩種方向相反的力無情地驅迫，他根本無法承受。所以實際上他會被分裂開來，使整個思維活動完全癱瘓。他勢必力圖去掉某一方面的壓力，結果不是落人第一種類型就是陷進第二種類型，這是他試圖解決衝突的辦法之一。
像這種單方面畸形發展的實例，用榮格的觀點來分析，就顯得根本說不通了，那樣至多像是一個表面形式上正確的論斷。但由於榮氏觀點是建立在對驅力的誤解上，其內涵也就完全錯了。榮格從片面的觀點出發，說治療時醫生必須幫助病人使他願意接納他的對立面，我們要問：那怎麼可能呢，病人是不會接納的，他只能認識到自己的對立面。如果榮格想靠這一步驟使病人保持自我統一，我們的回答是：患者最終的整合需要這樣做，但該步驟本身只是使病人面對自己的衝突，結束他對衝突的回避行為，榮格沒有恰當估量的是神經症趨勢的強迫性。在“親近人”與“對抗人”之間並不簡單地只存在“弱”與“強”的差別，也不是像榮格所說的只是“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差別。我們所有的人都同時既有屈從又有攻擊這兩種潛在傾向。一個沒有被強追驅使的人，經過極大努力就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整合。不過，如果我們這兩種傾向的程度已近於神經症，它們對我們的成長則只有危害性。兩件壞事加在一起並不會變成一件好事，兩種相互衝突的東西也不能構成和諧的整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