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假和諧的輔助手段
一個謊言往往導致另一個謊言，第二個謊言又需要第三個謊言來支持它，這樣發展下去，直到使一個人被纏在蛛網般的謊言中不能脫身，這種情形已並非鮮見。一個人或一類人，如果缺乏對問題尋根究底的精神，他或他們的生活中便隨時可能發生這種最終被糾纏不清的局面。誠然表面的修補並非無用，但又會產生新的問題，所以反過來又需要一種權宜之計來臨時應付。神經症患者企圖解決基本衝突時也處於這種局面。在神經症患者這裡也和在前面的情形中一樣，並沒有出現真正有用處的東西，儘管表面狀態發生極端的改變，而最先存在的問題還是又冒了出來。神經症患者情不自禁地把一個假解決加在又一個假解決之上，一個個重疊起來。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他可能突出衝突的某一個方面，但他還是處於被分裂的狀態。他可能幹脆回避眾人而孤獨自守，雖然衝突一時發生不了作用，他的整個生活卻失去了堅實的基礎。他創造了一個勝利的、人格統一的理想化自我，但同時也製造了一條新的裂隙。他試圖把自我從內心戰場中排斥掉以達到彌合那條裂隙的目的，結果又陷入更難堪的處境之中。
一個如此不穩定的平衡需要進一步採取措施才能保持住。於是患者從無意識手段中尋求救兵，這些手段包括盲點作用、分隔作用、合理化作用、過度的自我控制、自以為是、捉摸不定、犬儒主義等。我們不打算逐一細述這些現象，那是一個在這裡不能完成的艱巨任務，我們只說明患者為了對付衝突是怎樣運用這些手段的。
神經症患者的實際行為與他的自我理想之間的差別很大，以至於我們十分奇怪患者本人居然看不到這一點。他不僅根本看不到，甚至對就在他面前出現的矛盾也木然無知。這種盲點現象是最明顯的矛盾，它首先使我注意到衝突的存在和有關的問題。比如，一個具有屈從型的各種特點的病人，雖然自認為是個像耶穌一樣的大好人，有一次卻用隨便的口氣告訴我，在辦公會議上他恨不能用槍把那些同事一個個全給斃了。誠然，誘發這些類似殺生念頭的毀滅性渴求在當時是無意識的，但問題在於他戲稱為“好玩”的這種殺人思想，一點也不影響他的聖徒般的自我理想化意象。
另一個病人是一位科學家。他相信自己獻身於科學，自認是發明家。在決定自己應該出版哪一些著作時，他純粹只從碰運氣的動機出發，挑選那些他認為會得到最大反響的東西。他並不試圖偽裝或掩飾，只是像上邊一例那樣完全不知道這中間有矛盾。同理，一個把自己想成是善良和直率的化身的男子，從一個姑娘手中索取錢財又花在另一個姑娘身上，不會認為有什麼不對。
很明顯，在這幾例中，視而不見的盲點作用的功能是將潛藏的衝突排斥在覺知之外。令人吃驚的是這種排斥居然那麼容易地就實現了！因為這幾例病人不僅有文化，還有心理學知識。如果只認為我們所有人都可能對我們不想看的東西置之不理，顯然不足以解釋這一現象。我們應該補充一句：我們對事物視而不見的程度，取決於我們有多大的慾望去這樣做。一句話，這種人為的盲點很簡單地表明我們極不願意承認衝突。不過這裡面真正的問題是，像上述那些顯而易見的矛盾，我們怎麼能夠如此熟視無睹？事實上，如果沒有某些特殊的條件，這的確是不可能辦到的。其中的一個條件就是對我們自己的感情經歷完全麻木遲鈍。另一個條件是斯特勒克早就指出過的，即所謂“只顧局部不管整體”的那種隔離性生活方式。這位學者除了對盲點現象做了說明以外，還談到了這種邏輯嚴密的分隔法。什麼是給朋友的，什麼是給敵人的；什麼是給家人的，什麼是給外人的；什麼是對公的，什麼是為私的；什麼是對有身份者的，什麼是對下等人的一一患者都劃分得一清二楚。所以，在他看來，在這個範圍內的事，並不與在那個範圍內的事相矛盾，二者涇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實際上只有在患者因衝突而喪失了統一感時，他才可能以這樣的方式生活。所以，把整個事物分割成相互無關的小單元，與反對承認衝突一樣，也是患者被衝突分裂的結果。這種方式頗類似一種理想化意象中的情形：矛盾依舊，衝突消遁。很難說是這種理想化意象導致了這種化整為零的分隔作用，還是分隔作用導致了理想化意象的產生。不過，看來似乎是這樣的，生活在相互無關的單位中而無視整體，這一事實是根本性的，它促成了理想化意象的創造。
為了理解這種現象，必須將文化因素置於考慮之中。在複雜的社會系統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了一個小小的螺釘，對自我的疏離幾乎比比皆是，人的價值也一落千丈。由於我們的文明中有著數不清的嚴重矛盾，便形成了一種對道德的普遍遲鈍和麻木無知的現象。道德準則令人不屑一顧，所以，沒有人會奇怪一個人為什麼今天是虔誠的教徒或慈愛的父親，明天卻搖身一變成為江洋大盜。（參見林語堂《啼笑皆非》，約翰·戴依出版社，1943年。—— 原注）我們周圍找不到什麼人格整合、意志統一的人來使自己的分裂散亂狀態相形見絀。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由於弗洛伊德將心理學看成是自然科學而拋棄了它的道德價值，所以把心理醫生變得和病人一樣地盲目，兩者都看不見這種矛盾。心理醫生以為自己有個人的道德觀或對病人的道德觀有任何興趣，就是“不科學的”態度。但事實上，對矛盾的承認，不一定只局限在道德領域內，也出現在許多理論系統中。
合理化作用可界定為通過推理過程而達到的自我欺騙。一般認為，合理化作用主要用於自我辯護或把自己的動機或行為說成符合大家接受的那種觀念，這種看法僅在一定程度內是正確的。比如說暗示生活於同一文明中的人都沿著同一準則進行合理化，但事實上被合理化的內容卻因人而異，各不相同，合理化的方法也大相徑庭。這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合理化作用實際上正是一種創造人為和諧的嘗試。在患者圍繞著基本衝突建立起的防禦工事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這種合理化作用的進行。患者的主要傾向通過推理而得到增強，他把有可能表現出衝突的各種因素或變小或變形，使它們掩飾衝突。這一自欺的推理過程是怎樣有助於粉飾人格的，我們對比一下屈從型與攻擊型便可見端倪。屈從型把助人的慾望歸結為自己的同情感，儘管他有很強的支配傾向。如果這些支配傾向太明顯，他便將它們合理化為對人的關注。攻擊型助人時則堅決否認有任何同情感，只是將其助人行為完全歸結為權宜之計。理想化意象總是需要大量合理化行為作為它的支持，真實的自我與理想的自我之間的懸殊必須最後被歸結為不存在。通過外化作用，患者用合理化手段證明事出外因，或證明自己的那些麻煩只是對他人行為的一種“自然”反應。
患者的過度自我控制傾向可以極為強烈，以至於我曾經認為它是最初出現的神經症趨勢。（參見卡倫·霍妮《自我分析》）它的功能好比為了防範矛盾情緒的泛濫而修築的堤壩。雖然在初期它常常是一種有意識的意志行為，後來便逐漸變成自動的了。患者在這樣進行自我控制時，不允許自己被任何事物左右，無論是熱情、性慾、自憐還是憤怒。在治療過程中，他很難做到自由聯想；他們不會允許用酒精來提振興致，他們常常寧願忍受疼痛也不接受麻醉。一句話，他試圖壓制一切自發性。這種特點最明顯地表現在那些衝突較為外露的患者身上。通常，有助於淹沒衝突的方法有二：其一是清楚地表現出一種主導的態度，其餘與此相衝突的態度都屈居次要；其二是充分保持自我孤立，使衝突無法產生作用。而上述壓制自發性的患者連這兩種方法也沒有運用。他還保持著不分裂的假象，全憑理想化自我意象。顯然，如果他沒有某種基本努力去幫助他建立內心的統一，它靠製造盲點的理想化意象是遠遠不夠的。當這種形象是相互矛盾的因素的大雜燴時，它尤其顯得無能為力。那時，就需要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運用意志力將衝突的趨勢剎住。由於最帶破壞性的趨勢是由憤怒引起的暴力，所以他就需要花費極大的精力去控制憤怒。這樣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憤怒被壓抑後，積聚起足以發生爆炸的力量，又需要施加更大的自我控制去將它窒息下去。如果醫生要病人注意這一過度的自我控制，病人會辯護說這是任何文明人都必不可少的美德。他所忽視的，卻是自己的控制是強迫性的。他身不由己地嚴格地實行著這種控制，如果還是不能收到效果，他便會驚惶不已。他的恐懼可表現為怕神經失常，這就清楚表明控制的功用就是抵擋被分裂的危險。
武斷的自以為是能從兩個方面發揮作用，既能消滅內心的疑慮，又可消滅外在的影響。疑心重重與猶豫不定都是伴隨著衝突而存在的副產物，它們可以嚴重到足以使患者的一切行動處於癱瘓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患者自然容易受外在影響的支配。當我們對自己真正堅信不移時，是不容易受外部因素擺布的。但假如我們隨時都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該走哪條路，那麼，外部因素很容易變成決定我們選擇的力量，即使是暫時的力量。還有，猶豫不定不光指一種行為過程，也包括自我懷疑：懷疑自己的權利和價值。
所有這些疑慮都損害了我們生活的能力。不過，顯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樣感到不可忍受，一個人越是把生活看成一場無情的鬥爭，他越會將懷疑看成一種危險的弱點。一個人越是自我孤立、堅守獨立，外在影響越容易成為引起他惱怒的誘因。我的全部觀察都指向這樣一個事實：攻擊傾向與孤獨傾向相結合，便形成最有利於自以為是傾向滋生的土壤。攻擊傾向越是趨於表面，自以為是的表現便越僵硬武斷，患者企圖通過武斷固執地宣佈自己總是正確的來一勞永逸地結束衝突。在合理化作用的控制下，患者自然發現感情是內心的叛徒，必須嚴格防止它的產生。這樣誠然可以得到平靜，但那是墳墓的平靜。所以，不難猜想，這種病人厭惡分析，因為分析可能打破他苦心達到的“和諧”。
另一種表現幾乎與自以為是的表現剛好相反，但也是一種拒絕承認衝突的防禦手段，那便是捉摸不定。有這種捉摸不定表現的病人常常像神話故事里的角色，你要捉住他，他就一下變成一條魚。如果他覺得還不安全，又會變成一隻鹿。假如獵人跟了上來，他便化作一隻小鳥飛走。你無法使他們固守自己的話，他們不是否認說過此話，便是向你保證他不是那個意思，他們有使問題變得模糊的驚人本領。要他們對某一事件持確定的看法，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們真的想態度鮮明，聽者到頭來還是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種紊亂的表現也見諸他們的生活。他們一會兒惡毒凶狠，一會兒又富於同情；一會兒過分周到細微，一會兒極端粗心冷漠；在某些方面強求出人頭地，某些方面又自我抹殺。他們先表現為盛氣凌人，後來又變成任人踐踏的門墊，然後又會變回去而恢復盛氣。在做了對不起某人的事之後，他們會後悔不已，力圖彌補過失，然後又會舊性復發，以惡待人。對他們來說，沒有實實在在的東西。
心理醫生也會感到困惑，甚而喪氣地感到無從下手。他這樣想就錯了。他們是這樣的一種病人，他們還沒有成功地走上通常的統一人格的途徑；他們不僅未能壓制住一部分衝突，也還沒有樹立明確的理想化意象。我們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表現了那些嘗試的價值。我們前面討論的各種病人，無論他們的問題有多麻煩，至少在人格上有更好的組織，還不像捉摸不定型的人這樣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如果心理醫生以為衝突就浮在面上，無須去發掘尋找，從而認為這份治療工作是輕而易舉的，那麼他也同樣錯了。他會發現病人反對把問題明朗化，這甚至可能挫敗他的治療意圖。他應該明白，那不過是病人拒絕洞察內心的一種手段。
最後一種拒絕承認衝突的防禦手段是犬儒主義，即對道德價值的否認和嘲弄。每一種神經症都必然有對道德價值的懷疑，無論患者如何固守他可以接受的特定的標準。儘管犬儒主義有多種根源，其功能總是否認道德價值的存在，從而使患者無須弄清自己實際相信的是什麼。
犬儒主義可以是有意識的，於是成為陰謀權術者們一貫奉行並捍衛的准則。一切皆是表象，你可以為所欲為，只要不被抓住就行了。每個人只要不是笨蛋，就是偽君子。這種人對醫生分析時用了“道德”一詞非常敏感，而不管醫生是在什麼情況下使用的，正像弗洛伊德的時代人們對“性”一詞極度敏感而無視它出現的場合一樣。但是，犬儒主義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只不過由於患者口頭上順應眾人的觀念而使這種譏誚嘲諷的傾向被掩蓋住。雖然患者可能不知道自己有犬儒主義，但他的言行卻暴露出他在以這種原則生活。或者，他會愚蠢地陷人矛盾之中，這就像有些人自詡看重誠實與體面，然而妒忌別人的詭計多端，並且恨自己這方面“不在行”。醫生治療時必須在適當時候使病人充分意識到他的犬儒主義並幫助他理解這一點。另外，也可能有必要向他解釋，為什麼他應該樹立自己的道德價值觀。
以上所述都是圍繞著基本衝突建立起來的防禦機制。為了簡明扼要起見，我把這整套防禦體系稱作保護性結構，在每一種神經症中，都可以見到多套防禦體系的結合，只是其作用程度各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