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神經症患者的觀察，我越來越認識到衝突的重要性，起初，最讓我感到震驚的是，患者對自身的明顯矛盾視而不見。當我指出這些時，他們變得閃爍其詞，而且看起來沒什麼興趣。後來，類似的體驗一再重複，我才發現，他們之所以對內心的衝突含糊其辭，是因為他們極度反感捕捉到自己身上的矛盾。最後，患者對突然認出內在衝突的驚恐反應讓我意識到我是在處理炸彈。患者有很好的理由迴避這些衝突：他們害怕這些衝突的力量會把他們撕成碎片。
隨後，我發現，患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力，想方設法“解決”內心的衝突，更確切地說，是通過否認衝突的方式“解決”衝突，製造出一種虛假的和諧，完全不承認衝突的真實存在。
這些患者主要通過四種嘗試，來“解決”內心的衝突。
最初的嘗試是掩蓋一部分衝突，將它的對立面提升至主導地位。
第二種嘗試是“遠離”人群。現在，我們對神經症的疏遠功能有了新的見解。疏遠是基本衝突的一部分 – 它是對他人最初的矛盾態度之一，但同時，它也代表一種解決問題的嘗試，讓自己與他人在情感上保持一定的距離，可以讓衝突失效。
第三種嘗試是非常不一樣的方式。患者不是遠離他人，而是“遠離自己”，他整個真實的自我對他來說變得有些不真實，於是他在心中假想出一個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取代了真實自我，在這個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中，那些衝突的部分都被如此地美化，以至於它們看上去不再是內心的衝突，而是一個豐富人格的各種表現。理解了這一點，就能夠幫助我們看清許多神經症問題，這些問題曾經超出我們的理解，因此無法治療。譬如，過去有兩種神經症傾向難以進行整合、分類，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追求完美的患者，其實是想努力達到理想化形象，而那些渴望獲得贊賞的患者，其實是需要外界肯定他就是他的理想化形象。但這種理想化形象距離真實自我越遙遠，這種需求就越難以滿足。在所有“解決”衝突的嘗試中，理想化形象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為這種理想化形象，會對整個人格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反過來，它會產生一個新的內在裂痕，因此需要進一步修補。
第四種嘗試主要就是為了消除這個裂痕，儘管它同時也抹去了其他衝突。通過我所說的“外化作用”，內在的衝突過程，被體驗為在他自己之外的發生。如果說理想化形象意味著遠離了真實自我一步，那外化作用則代表著更徹底的遠離。它繼續引發出新的衝突，或者說，放大了原來的衝突 — 自我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衝突。
我將上面這四種嘗試，稱為神經症患者試圖“解決”內心衝突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是因為它們在形形色色程度不同的神經症中，都有規律地發揮著作用，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給人格帶來了深刻的變化。當然，這四種方法並不是全部，還有其他一些方法，卻不具有普遍性。譬如，專橫武斷的堅硬密閉，它的主要作用是消除所有內心的疑慮；嚴格的自我控制，是完全用意志力將一個已經分裂的人努力拼湊到一起；厭世嫉俗的態度，是通過對所有價值觀的貶損蔑視，來消除關於理想的內在衝突。
同時，我對所有這些懸而未決的內在衝突所造成的後果越來越清晰。我看到了由此產生的各種各樣的恐懼、能量的無謂消耗、不可避免的道德淪喪、從無法分離的糾纏感之中產生的深深的絕望。
在理解了神經症的絕望的重要性之後，我才終於明白了虐待傾向的意義。現在我明白了，這些傾向代表了一種嘗試，他們對成為真實的自己感到絕望，所以才試圖通過間接感受來獲得賠償。在虐待狂的癖好中經常能觀察到的極度酷愛，源自這個人對復仇勝利的永不滿足的嗜求。於是我清楚地意識到，破壞性掠奪的嗜求實際上並不是一種單獨的神經症傾向，而只是那更全面的整體的一種無盡的表達，由於缺乏一個更好的術語，我們稱之為”虐待狂”。
至此，一套神經症的理論逐漸形成，這個理論的動態核心就是三種與人互動的態度之間的基本衝突：討好他人、對抗他人、疏遠他人。因為一方面害怕自己被分裂，另一方面又有與他人統一為一個整體的需要，患者從一開始就付出了極大的努力，試圖解決內心的衝突。用這樣的方法，他們雖然可以製造出一種人為的平衡，但新的衝突卻會不斷產生，需要繼續尋找進一步的補救措施來抹掉這些新衝突。他們每一次想要統一自我的嘗試，都只會讓自己變得更加懷有敵意，更加喪失希望，更加恐懼，更加遠離自己和他人，最終的結果是，內心的衝突更尖銳，真正的解決更加難以達成。最後，當他終於感到絕望，可能就會在虐待行為中試圖找到補償，這反過來又加劇了他的絕望感，產生新的衝突。
於是，神經症的發展和它所導致的性格結構，是一幅相當灰暗的畫面。面對這樣的情況，為什麼我還會認為我的理論是有建設性的呢？首先，它消除了那些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認為我們可以用荒謬的簡單方法來“治癒”神經症，同時，它也不包含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主義。我稱它為建設性的，是因為它讓我們第一次果決地捕捉並解決神經症的絕望。我稱它為建設性的，最主要是因為，儘管認識到了神經症纏繞的複雜性與嚴重性，它仍然能使底層的衝突有可能得到緩和，甚至是切實地解決，從而使我們有可能獲得真正的人格整合。神經症的衝突無法通過理性的決定獲得解決。神經症患者努力“解決”內在衝突的嘗試不但徒勞，而且有害。但是，通過改變人格中將衝突製造出來的環境，這些衝突就可以被解決。每一次出色的分析工作，都在改變這些環境，這讓一個人不那麼絕望、不那麼害怕、不那麼充滿敵意、不那麼與他自己疏離，與他人疏離。
弗洛伊德對神經症的治療是悲觀的，這源於他不相信人類的善良和人類的成長。他認為人類注定要受苦或毀滅。驅動人類的本能只能被控制，至多被”昇華”。而我的信念是，人有能力和意願發展自身的潛能，成為正派的人，不過，如果他與他人的關係，以及與自己的關係，持續受到干擾和破壞，情況就會惡化。我相信，一個人可以改變，且只要他活著就會一直改變。這個信念隨著理解的加深，越來越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