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看到，神經症患者為了縮小他理想化自我與真實自我之間的差距而採用的所有華而不實的辦法，最終只是更加擴大了這種差距。但由於理想化的意象有如此巨大的主觀價值，他必須想方設法使自己能接受它。為了做到這一點，他有許多方式，其中大部分方式都將放在下一章裡去討論，我們這裡只考察一種不大為人所知，但對神經癥結構的影響卻是格外嚴重的方式。
這種方式我稱為外化作用，它是這樣一種傾向：患者將內在的過程誤以為是發生在自身之外，於是便認為是這些外在因素導致了自己的麻煩。與理想化行為相同的是，外化傾向的目的也是迴避真實的自我。但不同的是，理想化行為對真實人格的再加工總還停留在自我的疆域以內，而外化傾向意味著完全拋棄自我。簡言之，患者可以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求得逃避基本衝突的庇護所，但是，當真實的自我與理想化自我的差別太大，精神的張力再也無法承受時，他便不能再從自己得到什麼依靠，於是，唯一能做的便是逃離自我，把每一事物都看成發自外部。
這種現象有一部分屬於投射行為，即所謂個人問題的對象化。人們一般用投射作用來描述這樣一種行為：自己身上有自己討厭的那些傾向或品質，卻把它看成是別人身上的東西。比如自己有背叛、野心、支配、自大、卑微等傾向，便懷疑別人也有這類傾向。在這個意義上，投射作用這一術語用得完全正確。然而，外化作用是一種更複雜的現象，罪責的推卸只是一個方面。患者不僅把過失當作是別人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當成是別人的。一個有外化傾向的人，會對弱小國家的被壓迫者深感不安，但不能意識到自己感受的壓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失望，但對別人的失望卻深有體會。在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他意識不到自己對他人的態度。比如，他會感到某人對他的怒意，而實際上他是自己對自己發怒。或者他感到對別人的怒意，而實際上他是對自己的惱怒。不僅如此，他會把自己的壞脾氣或好心情，失敗或成功都歸咎於外在因素。他把挫折看成命定，把成功看成是天成，連心緒的好壞也是天氣的緣故。
當一個人感到他的生活無論好壞皆取決於他人時，他自然一心想改變他人、改造他人、懲罰他人、影響他人，或保護自己不受他人的干涉。這樣，外化作用導致的對他人的依賴 —— 當然大不同於對溫情的病態渴求所造成的依賴性。同時，它還導致對外在條件的過度依賴。他住在城內還是住在鄉下，吃這種食物或是那種食物，早睡還是晚睡，是這個組織的成員還是屬於那個團體 —— 這些都變得異乎尋常地重要了。這樣，他獲得了榮格稱之為外傾的那種特性。但榮格把外傾看作氣質傾向的片面發展，而我卻認為這是患者企圖用外化作用消除衝突。
外化作用的另一個不可避免的產物是，患者痛苦地意識到一種空虛和淺薄，但這種感受又一次放錯了位置。他不是感受到感情的空虛，卻是體驗為肚腸的空虛，於是迫使自己多吃來驅除那種空虛的感覺。或者，他害怕體重不足會使自己像羽毛一樣被風吹得立不住腳，狂風一來便會被捲走。他甚至會說，如果他的每一件事都被分析，那麼他將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副空的軀殼。患者的外化傾向越是嚴重，他就越像是一片影子，隨時可能飄浮不定。
上述這些就是外化過程的內涵，接下來我們看看它是怎樣有助於緩解自我與理想化意象之間的矛盾的。無論患者是怎樣有意識地看待自己，這兩者之間的分歧總留下無意識的傷痕。患者越是成功地將自己認同於理想化意象，他的上述表現就越是無意識的。最常見的是，患者表現出自我鄙夷和對自己的憤怒，並感到壓迫，這些感覺不僅使他非常痛苦，還以不同的方式剝奪了他生活的能力。
自我鄙夷的外化傾向的表現形式可以是藐視他人，也可以是感到被他人藐視，通常兩者並存。至於哪一方面更嚴重，或至少更有意識，這有賴於神經症的整個結構形式。患者越具有攻擊性，越感到自己正確優秀，便越容易藐視他人，越不會認為受到了藐視，相反，他越具有屈從傾向，他因未能達到理想標準而產生的自責便越容易使他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最後這種感覺具有特別大的危害性，它使人變得膽小、矯揉造作、自我封閉；它使人得到一點點溫情或好感也感恩戴德，簡直到了卑微可鄙的地步。同時，對真誠的友誼他一點也不能接受，卻昏然地將它當作投錯了人的慈善舉動。他在盛氣十足者面前感到毫無自衛能力，因為他自身就有一部分與他們一致，他認為自己受鄙視是理所當然的。很自然地，這些反應滋養著不滿情緒，如果這種不滿受到壓抑並積累起來，勢必產生爆炸的能量。
儘管如此，通過外化形式體驗自我鄙夷卻有一個特別的主觀價值。要患者感受到他對自我的藐視，那會摧毀他僅有的假自信，把他推到崩潰的邊緣。相反的，儘管受人鄙視是痛苦的，但患者覺得總有希望改變別人的態度，總有可能以德報怨，或總可以在心中暗地裡認為別人不公。而如果是自己瞧不起自己，連這一切都得不到，沒有任何可以求助的餘地，患者無意識中感到的自己的無望狀態會明顯地突現出來。他不僅會開始藐視自己的弱點，還會覺得自己簡直是卑鄙可恥，毫無可取之處，他的優點也因此被打入自卑感的深淵。換言之，他會感到自己就是自己最鄙視的那種形象，他會把這看成不變的事實，感到完全絕望。這就提出了治療過程中醫生應加以留意的一個問題，即最好不要觸動病人的自卑感，等到病人的絕望感已減弱，並且不再死抱他的理想化意象不放時，再著手做這方面的工作。只有在那個時候，病人才能面對他的自卑，開始認識到他的卑微並不是客觀事實，而是自己的主觀感受，產生於自己高不可攀的標準。在對自己更寬厚一點以後，他會明白這種情形並非不能改變，明白自己厭惡的那些品質並非真正可鄙，而是他最終能夠克服的困難。
我們只有牢牢記住，維持那種自己就是理想化意象的幻覺對病人有多麼重要的作用，我們才能理解他對自己的惱怒或這種怒意何以如此嚴重。他不僅對自己沒有能力達到理想而感到頹喪失望，還簡直對自己怒不可遏，這一事實的出現是因為他總是賦予理想化意象以萬能的屬性。不管他在童年時代碰上多大的坎坷周折，自以為萬能的他，總應該有能力排除一切障礙的。現在他通過理智認識到甚至他也無力獲得相互衝突的目標時，這種惱怒便達到了高潮。這就是一旦他突然意識到衝突，便立即感到刺心的疼痛的原因。
